尽管千百年来，有人称赞他是改革先锋、有人责怪他是亡朝罪人，北宋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王安石饱受争议，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后人评价他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！
北宋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王安石
——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
——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
——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
——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还有他的哲理美文《游褒禅山记》，这些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的诗文，伴随了我们多少人的童年和成长！但是，对于王安石的“拗”却少有人知。
“拗相公”从何而来？
王安石颇为自负，也十分固执，甚至认为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、人言也没有什么可听的。只要他打定主意，那么八匹马都拉不回来。
无论在正史中，还是在野史里，有关王安石“拗”的记载很多，但是“拗相公”一词则是语出明代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。
明代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戏曲家冯梦龙，在他纂辑的《警世通言》中，专有一篇《拗相公饮恨半山堂》，就是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。通过描述王安石告老还乡时，沿途“船夫”、“老叟”等5人对“变法”的怨声载道，籍以表现他的执拗。文中写道：因他性子执拗，佛菩萨也劝他不转，人皆呼为“拗相公”。
“拗相公”敢拒上官敬酒
王安石的执拗体现在日常生活上，就是不修边幅、不通人情。《宋史》中说他“不好华腴，自奉至俭，或衣垢不浣，面垢不洗”，野史中说他“不近人情，不懂事故、不晓变通”。
北宋文人邵伯温的《邵氏闻见录》记录的一事，恰是王安石不通人情世故的例证。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曾同在包拯属下为官。虽然包拯被人称作铁面无私，但是对自己的下属还是很不错的。有一次，包拯邀请属下们一起饮酒赏花。在宴席间，包拯亲自向王安石、司马光等下属敬酒。按理说，上官给下属敬酒，那是瞧得起你，你就算再不愿意喝，也得硬着头皮喝下去，以示尊敬。
司马光和王安石平时都不喜欢喝酒，但是在宴会上，司马光好歹喝了几杯。王安石则不然，任凭谁怎么劝都是不喝，一场宴会下来滴酒不沾，弄得包拯当时十分难堪，黑脸更加黑上几分。难怪司马光后来就曾评价他：“人言安石奸邪，则毁之太过；但不晓事，又执拗耳！”
“拗相公”作诗执着较真
我国古人常说：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、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。这些都是对古代文人注重锤词炼句、刻意求工的生动写照。执拗的王安石，在文学创造时经常凝思苦想、精益求精，更是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王安石是一个讲究修辞炼字的人。据说他在写《泊船瓜洲》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时，“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，改了十几个字，从“到”、“过”、“入”、“满”等十几个字，最后才定为“绿”字。如果是常人，大概用几个字就满足了。
王安石的心血没有白费，“绿”字的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讲究修辞炼字的典范。南宋许顗在《彦周诗话》中对其褒扬有嘉：超然迈伦，能追逐李杜陶谢。
从“拗相公”王安石身上可见，个性无善恶好坏之分。无数事实证明，如果这种人能够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，一定能够安国兴邦；如果这种人被声名利益冲昏头脑、为奸险小人攀附利用，也一定能够误国丧邦。
难怪，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中，评价王安石是个“徒有基督救世之心，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”的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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